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第一步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第一步

中国古代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所谓天下观是指视中国为天下,为海内,为六合,而视天下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换句话说,当时中国看不到有一个世界,不知道中国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而已。在中原王朝兴盛强大的时候,在世界地理知识不发达,世界各民族之间接触不频繁的时候,这一天下观足够满足于中国人的需要。尽管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远航到印度东南海岸与斯里兰卡,唐代更远至波斯湾,上溯巴格达,到明代郑和航海则达到了东非海岸。但以中国为天下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的改变,直到晚明,世界意识才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这些人才猛然明白中国不过是世界万国之一,天下原来是万国林立,而不是中国一国独尊。这种世界意识的产生只缘于他们看到了耶稣会士利玛窦所绘制的世界地图。 晚明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纷纷出现,在这个时候,又突然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所带来的神学观念可能一时还不能让许多人理解,但他们所带来的实物,如三棱镜,如时钟,如世界地图,却直观地将西方文明引进了有着古老文化的中国。尤其是当一幅挂在墙上的西文地图,将中国画在世界的一隅的时候,让中国人感到了深刻的震撼。以至于后来翻刻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冯应京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远弗届,是耶非耶?”因为他在地图上细数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过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已,过去常说的中国的“声教广被,无远弗届”岂不是成了一句诳语?因为世界观的改变而对中国文化的独步天下产生了怀疑。因此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思想史方面的意义不下于其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是黄时鉴与龚缨晏两人花了近五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在现今有人一年可以出几本书的气氛中,这个速度似乎是不快的。但以我这样做事很慢的人看来,这样的速度是太快了,因为该书不但是将前人正确的研究成果都汇集于其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许多自己的创新,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这岂是短时间里所能完成的?如果不是他们两位正好在这期间都有不短时间呆在国外,查阅了许多不容易看到的地图与其他文献,五年里是肯定完成不了这部书的。这部书除“导言”外,分成三编,上编是“绘制与刊行”,中编是“源流与影响”,下编是“文献整理”。同时配以许多插图,这些插图有些是很珍贵的。最后则殿以现存于世的利玛窦所绘各版世界地图的所有图版,让人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感觉。 利玛窦在中国呆了28年之久,自1583年来华后,他相继所绘汉文世界地图有六种,依次是在肇庆画的《山海舆地图》,在南昌画的《舆地山海全图》,在南京画的《山海舆地全图》与在北京画的《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与《东西两半球图》。这些图名(有的是原名,有的是翻刻或摹印本之名)与绘制的先后顺序,在本书出版之前不断被弄错与混淆,直到不久前出版的一些有关的利玛窦专著仍然如此;至于各图的详细情况更当然要以此书上编所叙为准了。该编详细叙述了每一幅图的绘制经过与具体内容,以及与该图有关的其他摹印图与翻刻图,仿刻图的故事,不但辨明了许多历史真实,仿佛还可以看到当时部分中国士人对于新知识热烈追求的情态,颇引人入胜。 利氏地图虽以西方地图为基础,又不能一成不变照搬那些地图的样子,还必须照顾到中国人的感情。首先就得将中国从世界一隅改画到中央,此举当然不太难,只要将通过福岛的本初子午线从地图中央移至地图最左边就可以。这样,原来以大西洋居中的地图,就改为以太平洋居中了,中国自然就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了(而且直到四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规矩来画世界地图)。但除了这一点以外,利氏世界地图还参考了中国方面的许多资料,不但在中国部分,而且在亚洲部分由于中国文献有过不少有关的记载,所以也加以充分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上的文字说明因为用中文写出,而且与中国固有文献中的记述同形,有时被误会为是来自中国文献,如《山海经》中有女人国的记载,但利氏地图上高加索地区的女人国,却是来自欧洲关于亚马逊人的传说,这一点如果本书不指出,相信许多人是不明白的。利氏本人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所以他在中国也做过许多实地观测,这些观测的结果也反映在他所画的世界地图之中,因此以上三部分资料的综合,使得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幅最科学与最学术化的地图。 利玛窦地图的影响可以说是历史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只有影响深刻,才能彰显出那些地图的重要意义。正面的影响当然是使中国人,包括在海外如菲律宾的中国人,还进而使日本人朝鲜人增加了新的地理知识。但也有人不相信这些知识是可靠的,起而加以辩驳,甚至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也认为利氏的见识“狂”,遑论他人。这不但是受天下观之累,还因为对地球的形状,对地图的投影完全不明了的缘故。此书中编不但将正反两面的影响分析得相当透彻,还附带反驳了过去的一些低级的误解。 利氏的地图还有一点与中国的地图相似之处,那就是图上注记与说明文字极多,这些文字有些是为了补充地图描绘的不足,另一些则是序跋题识,说明地图编绘的动机与经过,这后一类文字很有史料价值。过去由于所见图版不清,这部分文字往往模糊不清,错录者不少,此次经过整理校勘,可以说是目前最完善的录文了,给研究者很大的便利。 然而遗憾的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只是中国人从天下观转为世界观的第一步。在踏出这一步以后不久,就停步不前了。清代康熙皇帝对于西方科学十分重视,清代也画了一些世界地图,但始终深宫秘锁,不但是一般人无由得知,即贵为部院大臣也无由得见。以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依然贫乏得可笑,从皇帝到群臣,大多不知道将要与我们开仗的那个蕞尔小夷口英咭是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里。只有精明强干的林则徐不满于这个现状,力图想弄清楚世界地理现状,但他当时所能找到的国人写作的最好的世界知识书籍,竟然只是一部各国见闻杂记的《海录》而已。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但是他著《海国图志》,反映的仍然是天下观的认识,只是把四夷放远了看,包括了远在七万里外的海国——英夷而已。因此《海国图志》一书就不包括中国,而只叙述众多“海国”——即新形势下的四夷——的地理。至于梁启超,要迟到清末从北京会试回粤,途经上海,买到徐继的《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嗟乎,由天下观改变之不易,益见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意义,这岂不是《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值得一读的最好理由吗?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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