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把握“多次抢劫”的认定标准法制资讯

理性把握“多次抢劫”的认定标准法制资讯

□ 任素贤 秦现锋

【案情简介】

2011年5月9日凌晨3时50分许,被告人高某至上海市静安区A宾馆前台处,采取蒙面、持刀威胁被害人寇某的方法,抢得宾馆营业款人民币2400元(以下币种相同)后逃逸。

2011年5月10日凌晨3时40分许,被告人高某至上海市徐汇区B宾馆前台处,采取蒙面、持刀威胁被害人封某的方法,迫使封某将柜台内的营业款交出。后因封某求饶,高某没有拿走封某交出的营业款。

2011年5月11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高某至上海市徐汇区C宾馆前台处,采取蒙面、持刀威胁被害人张某的方法,抢得营业款2500元后逃逸。

2011年5月11日,被告人高某因有实施第三节抢劫的重大嫌疑被传唤到案后,主动交代了第一、二节抢劫事实。

【诉争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是,高某第二次的抢劫犯罪中止是否应当免除处罚和高某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多次抢劫?

【法院判决】

原审判决: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高某部分犯罪系中止,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因高某于2011年5月9日凌晨持刀行抢得逞后,又于次日凌晨实施持刀抢劫行为,虽其在被害人的哀求下,自动放弃了犯罪,但应当认定情节恶劣,对其不应免除处罚。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主动退赔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对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二审判决: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方法,当场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其中部分抢劫行为系犯罪中止,且未造成损害,依法应当免除处罚。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从轻处罚;在家属的帮助下退赔赃款,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对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判案分析】

一、犯罪中止是否应当免除处罚的标准是有无造成刑法意义上的损害。根据刑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故对于中止犯是否免除处罚的依据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有无造成损害。笔者认为,“损害”应从刑法意义上理解,即行为人的行为所触犯的本罪名以外的刑法所规定的作为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

首先,如果将犯罪中止中的损害等同于任何危害结果,犯罪中止制度将名存实亡。因为任何犯罪行为一经实施就会造成广义的危害结果,就会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广义上的损害,都存在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的危害结果。

其次,刑罚应当具有谦抑性。“按照刑罚理性统一性对犯罪的理性规定,只有既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即应受刑罚惩罚性又具有应受刑罚遏制性的行为才可发动刑罚”,即只有损害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要件时,才能被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

再次,刑罚应当具有相当性。刑罚本质上是一种恶,“损害”的质和量决定着刑罚是否发动,只有这种恶是制止犯罪所必要的时候才是正当和必要的。最后,刑罚应当具有补充性。刑法作为保障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其他社会制裁方法的最后补充,而不能过分的扩展以至于侵蚀其他法律的调整领域。如果仅仅造成了民法意义上的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赔偿等途径予以解决。

本案中,高某在对被害人封某实施抢劫的过程中,因为被害人的求饶而不忍下手,在能够完成抢劫行为的情形下主动放弃了犯罪,符合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在该节犯罪中,高某既未劫走营业款,也未造成被害人的人身伤害,属于没有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故依法应当免除处罚。一审法院以高某抢劫犯罪情节恶劣为由而未对其免除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二、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不应计入多次抢劫的次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多次”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已构成犯罪为前提,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笔者认为,对“多次抢劫”应当从严把握,应以每一次抢劫均构成犯罪且应当处以刑罚为要件,而不能包括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否则,将会带来如下问题:

第一,处罚上的矛盾。如果将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计入多次抢劫的次数,法官将面临量刑上的困惑。行为人的三次抢劫行为均为未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根据总则免除处罚的规定,刑罚量为零;根据分则多次抢劫的规定,刑罚量为十年以上,前后矛盾。有观点认为,可以先按照多次抢劫确定刑罚为十年以上,再根据中止犯的处罚原则免予处罚,刑罚量再归于零。刑罚量从十年以上再归零,恰恰说明了未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对多次抢劫在量刑上毫无影响,且如此“绕行一周”显然没有必要。更为复杂的情形如本案,三次抢劫中二次为既遂、一次为未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根据多次抢劫的规定,应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如何在量刑上体现对未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应当免除处罚的规定?有观点认为,可以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我们不赞同该种观点:首先,法律明确规定对未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对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上述做法突破了立法规定;其次,对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减轻或从轻处罚实际加重了被告人的处罚,未能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最后,将未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从多次抢劫中剥离,才能体现对中止犯免除处罚的法律规定,才是对司法可操作性原则的合理诠释。

第二,逻辑上的悖论。根据 “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的大前提和“对于多次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已构成犯罪”的小前提,不能推出“行为人实施三次以上均构成犯罪的抢劫行为即成立多次抢劫”的结论。因为根据逻辑推理规则,原命题成立,其逆命题未必成立。“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的命题不能推出“抢劫三次以上就是多次抢劫”的结论。“抢劫三次以上”是“多次抢劫”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同理,“多次抢劫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已构成犯罪为前提”的命题也不能推出“构成抢劫犯罪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应计入多次抢劫”的结论,如构成犯罪却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就不宜一概计入。根据《意见》的规定,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不构成犯罪的抢劫行为,不能认定为多次抢劫中的一次”和“构成犯罪的抢劫行为不足三次则不成立多次抢劫”。

第三,体系上的紊乱。从刑法解释论角度看,对于一个法条并列规定的多项内容,一般应当作出同类解释,亦即应当认为抢劫八种加重处罚情节在社会危害性及程度上大体具有相当性或者相似性。从抢劫罪的其他几种加重情节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上看,对“多次抢劫”进行限制解释,不仅充分体现了刑法严格解释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法律体系的统一。如以危害最为直观且易于量化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为参照,“应当免除处罚的中止犯”完全不具有“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相当度。将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计入多次抢劫的次数,将导致几种加重情节之间刑罚配置的失衡和法律体系的紊乱。

第四,价值上的冲突。中止行为在本质上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减弱的因素,多次抢劫却重在揭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趋重的特质,二者明显不相吻合。从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来看,刑法设定“多次抢劫”的目的是为了惩治人身危险性较大的惯犯,而“应当免除处罚的中止犯”并不能体现人身危险性较大这一特性。从一般预防的目的来看,刑法设定“多次犯罪”的目的是威慑他人,减少犯罪,如果将“应当免除处罚的中止犯”纳入多次抢劫的次数,将会切断犯罪人后退的金桥,导致犯罪人无法回头,无法弃恶从善,不利于减少犯罪。

高某第二节的抢劫行为系犯罪中止,且未造成损害,依法应当免除处罚;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不应计入多次抢劫的次数,则高某不成立多次抢劫,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据此,二审法院根据高某的犯罪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对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是正确且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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