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相王”魏国的自救措施,却成了战国政治的分水岭

“徐州相王”魏国的自救措施,却成了战国政治的分水岭

 

笔者的上一篇文章中讲到,经过公元前341年与齐国的马陵之战、公元前340年与秦国的河西之战,曾经的战国老大被彻底打趴下。面对这一窘境,过去在战略上几乎一无是处的魏惠王,终于想起要转型自救。

 

魏惠王的自我救赎

多年来,魏惠王魏罃虽然昏招迭出,但那也许只是水平问题;就态度方面而言,他并非一无是处。眼下,对于魏国在自己手上一落千丈的现状,他表达了深深的自责(《史记·魏世家》):

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并且终于放下了身段听取别人的意见: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为了缓解被东西两面夹击的危急态势,他采取了魏相、名家学者惠施的建议,往东向齐国示好: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战国策·齐魏战于马陵》)。

魏惠王的运气还不错。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改头换面,却也在各阶层激起了极度的仇恨:“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的保护伞没了,秦国各阶层对商鞅的仇视终于等来了爆发的契机。秦惠文王为了平息民怨、拉拢贵族、稳固权力,决定拿“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的商鞅开刀,以谋反罪名将其除掉,并对尸体施以车裂之刑。(《资治通鉴》卷二)

秦国忙于处理内政,让魏国在西边的压力得到暂时缓解,魏惠王加紧了在东边的动作。公元前334年,“齐王、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即“齐威王与魏惠王二人在徐州互相称对方为王”。(今山东滕县东南)

实际上,根据史料来看,在这之前,魏、齐两国国君已经在国内自称为王;而这次徐州之会,则是首次承认对方为王,也就是把王的头衔提升到了诸侯国层面。在公元前334年以前,根据周天子的官方认定,魏国国君魏罃的级别是“侯”、齐国国君田因齐的级别是“公”;在周王朝“王、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体系中,之前公认可以被称为“王”的只有周天子(楚、吴是例外,下文会讲)。

表面看起来,这只是换个称呼、互相承认为王而已,为什么说是魏国的自救措施呢?惠施看似简单的一招,其实暗藏玄机。

魏国“徐州相王”蕴含的三层战略目的

首先,与齐国和解,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这些年来,打残魏国的主要力量是齐国。公元前254年,魏国围攻赵国邯郸时,楚国也曾派景舍率军救赵,但并没有改变大局。第二年十月,邯郸投降,而齐国“围魏救赵”的大军已近逼近大梁,回救的魏军主力在桂陵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击败;第二年,秦国的公孙鞅在西线趁机伐魏,而齐国为了逼迫魏国退出邯郸,在东线纠合了大小诸侯国围攻魏国的襄陵。公元前251年,面临东西夹击,魏国不得不归还邯郸,集中精力对付秦国。

而在十年后的公元前241年,魏国伐韩时再次中了孙膑的“围魏救韩”之计,经过马陵之战,魏国不仅名将庞涓被杀、太子被俘,十万精锐魏武卒也损失殆尽。而公孙鞅抓住了魏国空前虚弱的时机,在第二年夺回了秦国丢失60多年的河西之地(《资治通鉴》卷二):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秦国之所以能冲出关中,齐国在客观上帮了大忙。

甚至在河西之战后,齐国再次落井下石,联合赵国又踩了魏国一脚。更严重的是,所谓树倒猢狲散,不仅韩、赵站到了齐国一边,在十年前纷纷拜魏惠王码头的鲁、卫、宋、郑等小国也改抱齐国的大腿,魏国面临着沦为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及时认清形势、奉齐国为大哥,将极大缓解魏国面临的国际压力。

其二,报复齐国。

惠施在劝魏惠王尊齐时,曾这样解释过用意(《战国策·齐魏战于马陵》):

王若欲报其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是以王以楚毁齐也。

为什么他认定楚国定会迁怒于齐国?在这之前,除了周天子外,南方楚、吴越等国的国君甚至在春秋时期早已自称为王。这两个诸侯国一向被中原视为教化之外的南蛮之地,比如楚王原本的爵位只是比伯还低级的“子”。性子暴烈的楚国君臣咽不下这口气,在疯狂开疆拓土后认为自己的实力足以傲视天下,因此自封为王。而面对这种行为,日益式微的周天子无力征讨,其他诸侯更不愿意吃力不讨好,于是就把这两国视为不懂礼数的蛮夷,置之不理。

而现在,看到魏、齐这两个大国互相承认对方为王,而自己自封楚王这么多年却一直没人承认,这让楚威王如何不愤怒?再加上魏国的“游人”(即说客)从中煽风点火、声称本国是受了齐王的胁迫不得已而这么做,楚国定会“枪打出头鸟”、找齐国的麻烦。

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东南的越王本来想北伐齐国,结果在齐国君臣的一番忽悠之下改为攻打楚国,没曾想却被楚国打了个落花流水: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资治通鉴》卷二)

不出惠施所料,第二年,楚国大举伐齐,包围了徐州(对,就是齐、魏相王的地方),齐国战败,南线的压力剧增。

其三,破坏秦国“尊周自重”的战略。

战国时期,随着三家分晋,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虽然在面子上仍奉周天子为“天下之共主”,但实际上早已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但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秦国。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时,可怜的秦国甚至还没完全融入周王室的体系(《资治通鉴》卷二):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年轻的秦孝公深以为耻,他因此决定奋发图强,“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在这种前提下,在魏国担任中庶子的公孙鞅入秦后,被秦孝公当做救命稻草一般委以重任,由此开始了“商鞅变法”。

经过十余年的变法,秦国逐渐改头换面,国内焕然一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不再是西陲的“夷翟”;对外也锋芒毕露,数次击败韩、魏等国军队。

而在周王室面前,秦国也迎来了高光时刻(《资治通鉴》卷二):

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这一年是公元前343年。大意是说,当时的周天子(周显王)封秦孝公为方伯,各诸侯国都前来祝贺。秦孝公命令公子嬴少官率领军队,在逢泽与诸侯举行会盟,而后朝见周显王。这是战国以来,秦国首次得以参加中原诸侯国的会盟,秦孝公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一雪前耻。

虽然周王室已日渐式微,但秦国扯着这面大旗,不仅能引来一批小国簇拥,也能给魏国带来舆论上的压力(毕竟自己是瓜分了晋国而来的)。因此,在魏国与齐国共尊为王后,连同南方的巨无霸楚国,当时最强的几个国家集体把自己拉升到与周天子同等的地位,等于让秦国几十年努力得来的“方伯”头衔变得毫无价值。

然而,魏国这一自救战略带来的结果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点,若放到整体政治大局来看,更给战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深远影响。

徐州相王,撕掉了诸侯国的最后一层遮羞布,纯粹的“战”国到来

齐、魏称王,给了周王室的分封体系致命一击。

在春秋时期,中原霸主晋国是周天子的本家,东边的齐国是则姜太公的后裔,这两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数百年内不仅是周王室的代言人,也是分封制的维护者和捍卫者;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旗号,更是让周王室得以续命。

在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政治遗产;齐国虽然“田氏代姜”,但也仍延续了对周天子的臣属关系。公元前389年,田和代齐后,正是在魏文侯的帮助下,才获得了周天子的官方认证(《资治通鉴》卷一):

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而现在,这两个曾经力撑周王室的大佬带头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在实力上更是远在周天子之上),彻底否定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周王室的最后一丝尊严也被无情剥落。

公元前325年4月,经过数轮与东方各国的合纵连横、拳脚相向后,实力进一步积累的秦国,终于放下了最后一丝“矜持”,也跟风自封为王;

公元前323年,“韩、燕皆称王”。而赵国国君赵雍虽然让臣子称自己为“君”,但在各项规格待遇上与“王”已无二致。(他死后,被追加“赵武灵王”的谥号)

公元前318年,宋国也自称为王。加上别具一格的先行者楚国,战国八个最有实力的诸侯至此全部自封为王。

公元前三家分晋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曾哀叹:“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而“徐州相王”之后,“君臣之礼”彻底荡然无存,以“尊王”为名的争霸模式彻底被扫进了历史的旮旯;无需伪装、不用掩饰,弱肉强食、强肉被更强者食的纯粹战国吞并时代彻底到来,以战国七雄为首的原诸侯国,开始各显神通,推动华夏大地进入迈向“大一统王朝”的新时代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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