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道义还是忠于恩主 :慕容氏四大家臣的悲剧根源。

忠于道义还是忠于恩主 :慕容氏四大家臣的悲剧根源。

 

本文原标题:

道义与死忠的取舍:决裂时仍是忠臣

 

一个坏老板,未必招不到忠心耿耿的杰出员工。自古以来,不乏这样的例子。春秋末期晋国权力最大的智襄子虽“不行仁义”、“侵地而灭”,但他手下的豫让却有国士之风,甘为知己而死。三国时的袁绍“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属于摸了一手王炸好牌还能输得精光的典型,可他手下却有田丰、沮授这样既长于韬略又极有风骨的谋臣。《天龙八部》中也有这样一组老板和员工,他们之间关于“忠诚”的纠葛却远比历史人物复杂。

慕容复虽一表人才,但算不上什么正面角色。在他眼中虚无缥缈的王霸雄图、功名事业,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达成荒诞的大燕复国计划,他可以违背种种道义,抛弃青梅竹马的表妹、刺死嫡亲舅母、拜大恶人段延庆为义父,可谓薄情寡义、心狠手辣。最终心魔让一个有为青年变成了坐在土坟上喃喃不休的重度精神病患者。

1982《天龙八部》,石修饰演的慕容复

 

他父亲慕容博出场不多,但同样手段残忍,为达成复国目的,不择手段。如多次挑拨大国关系,不惜牺牲无辜,以浑水摸鱼、从中得利。萧峰全家便是其中的受害者。只不过父亲比儿子更加老谋深算,恶迹更加隐蔽。我们从慕容博对儿子的叮嘱之中,就能看清这对父子的面目:“除了中兴大燕,天下更无别般大事,若是为了兴复大业,父兄可弑,子弟可杀,至亲好友更可割舍,至于男女情爱,越加不必放在心上。”

这样一对“坏老板”父子,却有四个忠心耿耿的家臣: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风波恶。关键是这四人不仅忠心,且皆风采过人、骨气轩昂,有名士、豪杰色彩。公冶乾慷慨好义、豪迈善饮;风波恶虽好勇斗狠,但决不恃强凌弱,是非分明、直爽重义。连萧峰都对二人评价极高。包不同为人诙谐,待人简傲,可光明磊落、为人潇洒。邓百川相对沉稳,虽不如三位兄弟个性鲜明,但三观却相差不远。

员工的优秀,也让老板跟着沾了光。丐帮副帮主马大元惨死,帮众高度怀疑凶手是慕容复,萧峰却力排众议,为其辩护。他并不熟悉慕容复,但认为既然公冶乾“豪迈过人”、风波恶“是非分明”、包不同“潇洒自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这样了不起的人物相交,他们的老板慕容复自然不是坏人。

这段神交的收梢,却是“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

 

四位家臣对慕容家族的忠诚是发自肺腑的,这事儿毋庸置疑;他们有自己的道义追求、原则坚守,这也无可怀疑。可慕容家族向来不讲什么讲道义、原则,这两件事难免会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四家臣该如何践行“忠诚”?

四家臣效忠慕容家族的原因,书中未明确交代。在最后慕容复杀死包不同之后,他曾向其他三人提及“当年家父待三位不错,三位亦曾答允家父,尽心竭力的辅佐”,邓百川也说到“我们确曾向老先生立誓,此生决意尽心竭力,辅佐公子兴复大燕、光大慕容氏之名”。可以推测四家臣对慕容家族的效忠,多半始于慕容博一代。慕容博对四人颇有恩义,四人遂对慕容家族效忠。恐怕除了恩义之外,效忠的缘由也离不开慕容博超凡的个人魅力。慕容博虽“恶”,但他老谋深算,劣迹隐而不彰,武功超凡入圣、谋略见识俱是第一流,又仗义疏财、喜结交豪杰,还有一个背负国恨家仇的传奇身世和誓要复国的励志故事,简直打造出了孟尝君加龙妈丹妮莉丝的双重人设,四家臣为之折服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家臣明是非、知道义、重风骨、讲原则,可以说近乎儒侠,而传统儒家的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诚的首要原则是道义,而道义一旦与忠诚发生冲突,道义是居于首位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已诺必诚”、效忠于固定的对象,在四家臣那里同样是一种美德,所以他们必须“事上竭忠”,这种尽心竭力的效忠,近乎我们今天说的“死忠”,就像粉丝对爱豆的爱,一旦讲原则讲条件,就不是真爱了。

英国历史学家史怀梅在分析整理中国历史上种种类型的“忠”的 时候,将理想主义型的“忠”和等级差异型的“忠”视为概念谱系的对立两极:前者并不明确忠于哪个对象,而是忠于超越性的权威“道”;后者强调对个别对象独一无二的效忠。心怀“道义”和“死忠”四家臣,就像怀揣着两块相斥的吸铁石,两个东西时不时就会发生冲突。

他们对忠诚的理解和践行,呈现为不同的几个阶段

慕容博在世(假死之前)时,四家臣对主公基本上是无理由的死忠。一个公司的老板如果是克里斯马型的人物,能力超凡,魅力十足,员工在公司事务上往往因敬仰老板而对其无条件忠诚。慕容博武功造诣、阅历谋略无不远在四家臣之上,四家臣对其敬仰之余,很难想到用其他标准来审视、评判主公的作为。此时四家臣对慕容博的忠诚,就像美国政治学家茱迪·史珂拉所界定的“政治忠诚”,是一种强烈情感表达,而非理性表达,也就不会有反思性。但这一切在慕容博假装死亡、退出江湖之后,发生了改变。面对少主慕容复,四家臣不再仅仅以家臣自居。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导致了对忠诚理解的转变。

慕容博曾要四家臣“辅佐”慕容复,四家臣也以此为己任。但“辅佐”二字意味着,四家臣对于慕容复而言,不再是普通下属,而是顾命之臣。邓百川等人看待慕容复,除了是属下看待上司之外,还有一层诸葛亮看待刘禅、霍光看待汉昭帝的意味在。“辅佐”也表明,四家臣不再无条件服从主公的任何命令,更应该在维护主公利益的基础上,对其行为进行匡正、扶助。这种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当然不仅仅源于慕容博的一句“辅佐”。关键在于,慕容复的个人能力远远不能和乃父相比。他虽然武功高过四家臣,但年纪太轻、江湖阅历不足,四家臣年纪均是中年接近老年,其中尤其邓百川、公冶乾更是阅历丰富、智识过人的老江湖,既出于对少主的爱护,又出于对老主公承诺的信守,他们打心眼里愿意以自己对江湖的理解来指导和匡正慕容复的人生。但毕竟有君臣之别、上下之分,四家臣还是以臣自居,却也不敢真的自诩慕容复的“尚父”,而是对他极其尊敬。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你是我的少主人,我要服从你;但我又想做你的老师,想指导你。此时四家臣的忠诚,在绝对死忠之中,萌发了道义的芽苗。这从四家臣和慕容复几次意见分歧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次分歧,发生在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岛岛主阴谋反叛天山童姥的万仙大会上。慕容复等人无意中撞见此次聚会,邓百川认为这些人多是邪魔外道,“殊非良善之辈”,不能与之结交。但慕容复却不管什么良善不良善,复国大业就是他的最高良善,管他是阿猫阿狗还是臭鱼烂虾,既然对方人多势众,就不妨与之结交,以收揽人心。所以他竟对这些前一分钟还在与之剧斗的洞主岛主们说出“祸福与共、患难相助、慕容复供各位差遣”这种话来。四家臣无不愕然,但出于服从主公的习惯,选择了沉默。

这次大会上,还有一个分歧:众人决定杀一名从天山童姥宫中掳来的女童以歃血为盟,以示反叛决心。杀害无辜女童,是江湖道义所不能允许的。在场的段誉提出异议,并求慕容复救此女童。慕容复念念不忘的只是如何讨好众洞主、岛主,以收为己用,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滥杀无辜。邓百川等人显然更重道义,但他们必须要服从主公,不便插手,在拒绝救人提议之后,“脸上均有歉然之色”。

另一次分歧在少林寺武林大会上。萧峰势单力孤,为数千豪杰所困,慕容复与四家臣商量助拳事宜。除邓百川外,三位家臣都深知萧峰的为人,在他们的认知里,萧峰不可能是传说中的恶人。萧峰曾力排众议为慕容复洗脱杀害马大元的冤屈,也算对慕容氏有恩。于公于私,慕容家族都应该相助萧峰。公冶乾、包不同、风波恶三人都力主助拳萧峰。邓百川对萧峰不熟悉,并未发言。慕容复却像念定场诗一样念叨起兴复燕国的大业:大业就不能得罪人多的一方,大业就是要收买人心。为了那个遥远而抽象的荒唐目标,江湖义气和个人恩义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这次分歧,仍然以四家臣屈服慕容复告终。

在西夏公主招亲一事上,四家臣倒是和主公没有什么分歧,都认为慕容复该割舍与王语嫣的感情,去应驸马之选。慕容复对此心理负担极少,“微一沉吟,便不再以王语嫣为意”,为不让王语嫣跟随自己同行,骗她到自己家中小住,造成即将迎娶她的印象。邓百川、公冶乾却对欺骗天真烂漫的姑娘均感内疚,风波恶是四家臣中是非感最强、最为直爽的,更是重重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却假托是蚊子叮了自己。

这一系列分歧的关键在于:慕容家族希望四家臣是什么样的人,和四家臣本来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件事隐含着矛盾。几次分歧,四家臣都选择了前者,压抑了后者。不同版本的《天龙八部》文本,通过修改包不同的表现,更是清楚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张力。

秦家寨与青城派闯入了慕容家丫鬟的住所听香水榭,欲向慕容氏寻仇。这两派人物各怀鬼胎,个性猥琐、行径卑劣。在新修版之前版本中,包不同现身后,大展神威,既在混战中救得两派首脑人物,表现了侠士救人危厄的一面,同时又对两派人物大加折辱,以示惩戒。在这个过程中,包不同名士般的简傲风采,对宵小之辈的不屑,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在新修版中,包不同对两派人物的折辱却适可而止了,他想到了要为慕容复招揽人心,不可得罪太多江湖同侪。在两派首脑表示愿奉慕容家族号令之后,包不同竟向其拱手道歉,尽管他对这些人极其鄙夷。这种行为已与慕容复讨好三十六洞主、七十二岛岛主并无区别。

早先版本的包不同是一个简傲名士,行事任诞,个性潇洒,服从内心意志,甚至看不到多少“忠诚”的影子;新修版的包不同是一个强调遵从慕容家族利益的忠诚家臣,处处为慕容家族着想,不惜压抑自己的个性。此时的包不同,正是慕容家族希望看到的包不同。

四家臣与慕容复的最后一次分歧也是源自包不同。这次分歧导致了矛盾的总爆发,双方最终决裂。当慕容复试图拜天下第一大恶人段延庆为父,改宗段氏,以“曲线复国”时,包不同坐不住了。他公开指责慕容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慕容复将其击毙。认“贼”作父与击毙包不同这一系列行径,突破了邓百川等人心中道义的底线,道义与原则战胜了对少主的无条件服从,对慕容复的失望使他们终于走向了与慕容家族的彻底决裂。

包不同指责慕容复

但这里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道义压倒了死忠,四家臣与故主已割袍断义,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忠诚”的名义。决裂之后的邓百川认为自己没有背叛“先主”慕容博。他以“老先生”慕容博的名义训斥慕容复:“这等认他人为父、改姓叛国的行径,又如何对得起老先生?”这就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一幕:与慕容家族决裂的家臣,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忠于慕容家族的;真正背弃慕容家族的,是慕容复。可讽刺的是慕容复却是慕容家族在世的唯一传人。此时他们彻底走向了所谓的“理想主义的忠诚”,只忠于自己的道义原则。

这种“理想主义的忠诚”,比“无条件的死忠”更有价值优势。我们将四家臣与《鹿鼎记》时代为“拥唐”、“拥桂”之争打得头破血流的沐王府家将和天地会群雄一比,就会很清楚这一点。

但“理想主义的忠诚”一旦走向极端,会潜藏着消解忠诚本身的危险。理想是内心之中的,极端的理想主义忠诚就是只忠于自己的内心,没有任何稳固的外在忠诚对象,也就没有任何稳定的人际关系。种种反复无常与背叛都可以凭借“理想主义的忠诚”之名进行。全冠清背叛乔峰可以说自己是忠于“宋与契丹不两立”的更高原则,马夫人杀夫通奸可以说自己忠于“从心所欲”的人生理想,连丁春秋弑师都可以说自己是受到了获取武学奥义的神圣感召。

但邓百川他们是光明磊落的君子好汉,也知道完全从抽象的理念论证自己对慕容家族的效忠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们必须抬出那个已经遁世的老先生慕容博来。那个慕容博在他们心中早已理想化、神圣化,就像我们回忆年少时自己的爱豆。他们以老先生的名义狠狠教训其儿子,行使了最后一次匡扶少主的义务。这里的慕容博绝对不是慕容博,只是邓百川三人的自我投射。因为最讽刺的是,“若是为了兴复大业,父兄可弑,子弟可杀,至亲好友更可割舍”,这话正是慕容博亲口叮嘱儿子的。

邓百川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分别时,三家臣一揖到地,一声“拜别”,从此再不回头。他们知道现实中对慕容家族的效忠已再无可能,但在最后时刻仍然处处遵循着一个忠臣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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